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分工与发展对策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形成了以苏南、上海以及浙东北地区组成的“Z”字型工业走廊，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产业同构特征。长三角地区尚未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各个城市存在功能定位模糊和重叠的问题，加剧了城市之间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同时，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特征导致城市群区域的高度一体化和非城市区域的低程度一体化同时存在，进而影响到了城市功能的专业化。除了上海和南京之外，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城市定位差异不大、分工不明，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严重雷同。很多城市均将核心制造业集中在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装备仪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高端制造业方面，使得对同类要素的竞争异常激烈。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强化地区间差异化发展，引导产业发展要素合理分布，实现地区间的分工与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专业化差异明显，浙江与江苏之间差异较小

通过计算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内部两省一市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Krugman specialization index，以下简称KSI）来衡量其两省一市之间的制造业结构的差异程度（见表1）。

表1 2000-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的专业化指数对比与变化 

可以发现,上海与浙江、江苏存在着明显的专业化差异，尤其是上海和浙江之间的制造业内部结构差异较大，而与江苏省之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较小。从演变趋势来看，2000年上海与浙江、江苏之间的专业化差异最大，表明2000年上海与浙江和江苏两省之间制造业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差异，到2005年专业化分工差异出现显著下降特征，尤其是与江苏省的专业化差异相对较小，2005年以后上海与浙江和江苏的制造业专业化差异又在逐渐提升，尤其是表现为与浙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差异，与江苏也保持着一定的专业化差异。浙江和江苏之间也存在着专业化差异，并且这种专业化分工差异在逐渐增加，这就表明浙江和江苏之间也在错位发展。上海与江苏的制造业可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特征，而与浙江之间则分工较为明显，江苏和浙江之间也存在着分工差异。

二、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制造业专业化特征

将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内部县域单元分为三类：核心城市化地区、次-核心城市化地区以及外围城市化地区。表2为三种不同类型城市区域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制造业KS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表2 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KSI变化

表2揭示出KSI呈现出从核心城市化地区到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再到外围城区的“低-中-高”格局，且随时间推移变化很小。在这三种类型的城市区域中，KSI均是在2004-2008年期间先上升，然后在2008-2013年期间下降，这可能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外，从2004年到2013年，三个类型城市化地区之间制造业内部结构差异逐渐缩小。随着核心城市化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有明显的向外转移趋势，从核心城市化地区向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和外围城市化地区转移。其结果是三个城市化地区之间的制造业专业化水平差异正在缩小。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核心、次-核心城市化地区的有利条件，这些地区成为主要的混合产业集聚区。而外围城市化地区制造业部门类型较少，且产业结构部门较为单一，导致外围城市化地区的专业化水平高于核心城市化地区。

更进一步，通过计算2004-2013年各个县域单元的专业化指数。结果发现，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KSI在空间上变化较小，从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地区的专业化指数呈现出一定的“高-低-高”的空间分异特征。尤其是自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向南至南京和上海和南部边缘地区向北至杭州都表现的较为明显。具体看来：首先，边缘地区的专业化指数相对较高，尤其是那些位于省际边缘地区的县域，KSI明显要高于其他位于边缘地区的县域。其次，在次核心地区的县域的KSI普遍较低，然而也有一些KSI较高的县域，这些县域主要位于浙江省境内。同时，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内部距离中心市区较近的县域的KSI相对较低，而远离中心市辖区的县域单元的KSI则相对较高。最后，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三大龙头城市上海、南京和杭州三市内部的县域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显的“中心高、郊区低”的专业化空间分异特征，即这三个城市的某些中心市区的KSI明显要高于周边的郊区。

三、核心和外围地区的专业化类型虽存在分异，但是多数地区仍旧以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以2013年的经济普查企业数据为例，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内部三个城市化地区就业人数占比处于第一和第二位的4位数行业门类。表3显示了第一大和第二大制造业的4位数代码、行业名称及其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

表3 2013年三类城市化地区4位数行业就业比重最高的前两大行业类型与具体占比

表3揭示出核心和次-核心城市化地区的制造业主导门类中，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均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外围城市化地区则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行业。更进一步，发现外围城市化地区的第一和第二大行业的比重之和为13%，明显高于核心和次-核心地区的9.38%和10.41%。具体地说，三个类型城市化地区中最大的部门都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此可以看出，仅考虑4位数行业标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仍占有重要地位。核心城市化地区主要从事于机织服装生产行业，与次-核心城市化地区相同，但所占比重为6.07%，略低于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外围城市化地区主要从事皮鞋生产，所占比重为7.25%，是其他两个地区中最大的。然而，当关注第二大制造业门类时，核心和次-核心城市化地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比例为3.31%和4%，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机织服装制造业是外围城市化地区的第二大制造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更进一步，计算每一个县域内部制造业就业比重最高的行业。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多数县域制造业的主导类型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各个地市的市辖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县级市。从其空间特征来看，核心城市化地区与外围城市化地区的制造业主导行业存在典型的空间差异，即核心城市化地区主要以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而外围城市化地区则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内部，虽然三种类型的制造业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仍旧以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在外围地区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产业发展差异，即市辖区与一般县域的制造业主导行业存在差异，即市辖区主要从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普通县域则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最后，通过计算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地区207个县域单元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第一大和第二大4位数行业，并将第一大和第二大4位数行业在本县制造业中就业比重最高的10个县域单元筛选出来，以发现具体产业的占比状况，结果见表4。

表4 2013年第一和第二大4位数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最高的前十大县域

注：NO.1，表示在本县、市或区中就业比重最大的4位数行业；NO.2，表示占比处于第二位的四位数行业

可以发现，这十个县域的前两大4位数行业的就业人数至少占当地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的45%。就具体产业类别而言，这些县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例如，云和县以玩具制造业为主（该行业从业人数占比为61.2%，下同），鉴于此云和县政府办专门印发了《云和县木制玩具制造改造提升省级试点方案（2018-2022）》，提出要打造成为全球木制玩具创制中心、最具影响力的木玩原产地、品牌集聚地等，力争到2022年，木玩制品的产值要达到120亿元，同时其市场占有率要达到60%且产业集中度超过30%，强化本地玩具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与市场竞争力（数据来源：《云和县木制玩具制造改造提升省级试点方案（2018-2022）》）。鹿城区以皮鞋制造业为主（58.8%），该地历来就是温州的鞋都，拥有专门的鞋都产业园区，强化的皮鞋产业的专业化优势。普陀区以水产品加工为主（49.5%），该产业是本地区的传统支柱行业，占据的地区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此外，10个县域中的第二大四位数行业的占比也相对较高，但制造业类型已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例如，云和县的第二大制造业是阀门和旋塞制造业（15.5%），舟山市普陀区的金属造船制造业（14.4%），岱山县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13.3%）和嵊泗县的医疗、外科和兽医设备制造业（17.4%）。表明这些专业化较强的县域，主要以1-2个主导行业为主，存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

四、推进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政策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自核心城市化地区向外围城市化地区的制造业专业化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就表明苏北和浙西南等外围城市化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与核心城市群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外围城市化地区参与整个地区的发展与区域贸易提供了经济基础，对于推动外围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核心城市化地区的制造业体系往往比较齐全，通常其产业结构更加趋向于多元化。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虽然地区制造业专业化通常被认为是有利的，因为它促进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增强了知识溢出和刺激生产力增长，但制造业多样化有助于抵御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鉴于制造业发展的多样性，避免在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实施一刀切的产业政策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基于不同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基础分异，提出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政策。

（1）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往往不利于制造业活动在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核心城市化地区的集聚。但是长三角核心城市群地区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全球连通性要求制造业持续专业化，特别是那些高附加值和先进的高科技制造业活动，因为只有高技术企业才能支付得起高昂的城市生产生活成本。因此，以上海-杭州-南京为核心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应该更加聚焦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将价值含量较低的环节转移到外围地区，着重在高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领域有所突破，进而强化在高精尖技术领域的专业化优势，参与全球的市场竞争。

（2）长三角的次核心城市化地区与核心城市化地区在空间上具有较高的邻近性。虽然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仍然很高，但持续的城市化加速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可能进一步刺激制造业多样化。必须采取旨在保持和加强过去几十年通过工业化进程所培养的地方竞争力和区域优势的地方政策去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同时，通过承接核心城市化地区的产业转移，重点在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增强专业化优势。

（3）在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最高的是外围城市化地区，主要集中在苏北和浙西南地区，大量的流动劳动力被雇佣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可能会降低。要充分利用核心和次-核心城市化地区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经验，继续利用本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强化自身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专业化优势，展开地区贸易。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区域政策应着眼于与长三角的世界城市的互联互通，加强区域网络建设和区域制造业发展合作。

总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应该制定差异化的专业化产业分工发展策略，强化不同地区的资本、技术以及资源禀赋的优势分工，通过合理的产业分工来推动整个地区专业化竞争力。同时，核心地区应该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带动外围地区的产业发展，缩小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强化区域认同与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康江江 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