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产业发展协同的战略问题
推动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要聚焦产业规划协同、产业政策协同、产业升级协同和产业创新协同等战略问题，有所作为。
（一）产业规划协同
产业发展各自为政、竞争无序是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只顾自己发展的做法。由于长期受行政区划的影响，长三角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难以构成。如果长三角地区各自打造自己的产业链，这就会造成三省一市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导致了“四地共输”的局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构建产业链（价值链）是带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动力，长三角地区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确定各自在区域链中的具体定位。
作为一种协调机制，产业规划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通过产业规划协同，长三角成员地区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或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所处的环节，从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没有产业规划协同，那些涵盖面局限于成员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其跨区域联动效应难以达到很好地发挥。产业规划协同包括两个方面的类型：一是加快启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各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必须与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对接与协同；二是长三角地区必须加强各种产业发展规划的对接与协同。通过两方面产业规划的协同，加强长三角成员地区产业发展的对接，实现长三角地区“产业规划一张图”。
（二）产业政策协同
在长三角地区，成员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会使得区域内政策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不统一，从而导致区域内人才、资金、贸易等经济发展要素流动走向上的不平衡，而区域内政策的平衡和统一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发展特别重要。历史地看，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可以划分为区域合作、产业转移、市场一体化、政策一体化、完全一体化五个发展阶段。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时期，必须加强和推进产业发展政策的对接与统一，推动区域一体化深度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使得区域内政策的不统一，导致人才、资金、贸易等经济发展要素流动走向上的不平衡，而政策的平衡和统一对长三角发展尤为重要。
（三）产业升级协同
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必须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着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产业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会经历初创（导入期）、成长、成熟和衰退（或蜕变）四个阶段，只有适时实现升级或者转移，产业才能遏制住命运的咽喉，实现蜕变，重获新生。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各自的生命周期，通过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集聚、链接和融合，才能为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活力。从工业中三类产业的分布看，上海在第三类产业的发展上具有非常突出的比较产业优势，2013年，上海工业中第三类产业的比重高达53.1%，高出长三角其他地区16.2个百分点。在长三角地区，高梯度成员地区需要淘汰的落后产业，或许是低梯度成员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发展的产业。长三角地区要借鉴京津冀地区推动产业转移的做法与经营，推动区域内产业合理有序转移。
（四）产业创新协同
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区域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区域创新能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率。产业创新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技术创新一样, 都是一系列耦合过程的完整体现,都要经历诸如基础性知识的研究、开发、实验、试制、生产、制造、销售等, 是知识创新、技术转化、技术市场化产业化的综合成果。在当今科技发展日趋复杂化、创新投入加剧增大的背景下, 积极构建跨城市、跨地区的产业带和产业链, 是有效、合理、高质地实现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极佳途径。由于受地方短期利益和干部政绩观的影响，各地片面强调以自我中心的指导思想，创新体系小而全，功能定位趋同，不同城市之间创新体系在功能与定位等方面缺乏互补性，彼此同质竞争，拼资源、拼政策、拼成本和拼服务，各自的优势与特色得不到发挥。这不仅支撑和强化了长三角城市之间产业同质竞争的局面，也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的局面，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无法有效吸收和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来协作开展重大工程的创新攻关，制约了有限创新资源的服务效度。所以，长三角区域创新在不同程度上各成体系，虽创新资源丰富，但创新资源流动不够，导致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省市的创新活动没有形成协同合力，难以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捏紧跨区域的“拳头”去攻克重大科研难关。长三角地区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优化区域产业发展布局。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强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科技紧密合作，增强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快构建高端化、服务化、集约化的新型产业体系，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二、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路径
长三角区域各地区之间寻找合作点、共促点，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关键是选准产业协同的结合点、产业对接的方式和途径。在长三角区域，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有所不同，必须统筹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发展和形成基于产业链的跨城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化协作体系。必须加强长三角不同地区间的沟通、协调与引导，坚持资源整合与开放共享，加强产业横向错位融合、纵向分工协作，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要素跨城无障碍流动，提升配置效率。
（一）对接基础设施，构筑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基础设施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完善的基础设施对推动社会经济活动，推进产业布局的演变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交通同城化是区域同城化的基础和前提。长三角地区快速通勤圈的形成，得益于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成开通。长三角地区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比较发达，具备构筑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条件和基础。要统筹各种运输方式的发展，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加强和改进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衔接。要注重将公路系统与港口、铁路场站、公路货运场站、机场和公共交通停靠站等各种交通设施的相互衔接或整合，完善运输网络，提高跨城交通的能力与效率。要进一步强化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长三角区域路网的对接，连同城际轨道、衔接城市轨道，形成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减少和清除跨城交通对接的死角。
（二）发挥梯度辐射效应，积极推进区域内产业转移
在长三角区域，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差异，不同省级地区乃至城市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水平的差异，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引发经济发展水平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过度的空间变化过程，呈现经济发展“梯度”特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长三角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上海已完成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跨入后工业化时期，江苏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向工业化后期阶段演变，浙江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2000年以来，工业化进程亦有所推进），安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从工业中期阶段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演进。长三角区域要积极探索推进产业对接的途径、创造合作推进机制和合作平台，有序推进跨地区产业转移。加强长三角城市的对接，梳理和把握长三角转出城市具有转移意向的产业项目，与转入城市的比较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相结合，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类型和重点领域，做到有的放矢。例如，上海对外产业转移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主要出现在规模经济性强、产业关联度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中，如装备制造业、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汽车产业、化工产业和钢铁工业；二是功能整合型产业转移，主要出现在上海具有技术、管理和品牌等发展优势，同时具有产品链分工特征的产业中，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和食品、纺织等轻工产业；三是战略扩张型产业转移，主要指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业转移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是把产业转移作为上海新的主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一种增量型产业转移，主要涉及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
（三）规范利益共享机制，积极推进跨区域共建产业园
在长三角区域，现行的园区共建模式主要园区与企业、园区与政府，园区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政府合作等五种发展。跨区域合建产业园对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功能分工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推进泛长三角产业的总体分工态势，明确各地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发展模式。共建产业园区的合作基础在于两个园区之间必须存在较为明显的产业差异，体现出互补性，否则很难产生良好的共建效果。例如，某个上海与南通的园区合作，出现了上海高端产业不愿意放手，而南通因其自身产业较为先进从而不愿意接受低端产业的局面。探索和推进园区共建的股份合作模式、援建模式、托管模式、产业招商模式以及“异地生产、统一经营模式”，共建产业园，是有效推进区域内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和载体。积极推进共建产业园区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建立符合产业园区建设实际的考评体系和管理机制。制定和实施跨地区的税收分成和经济指标统计办法，对企业跨行政区域的横向经济联合、投资或产业转移等经济活动，不同城市可以按一定比例共同分享产值和利益收入。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补偿对长三角环境保护作出贡献而牺牲发展利益的城市。
（四）注重高端突破，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中国通过低端要素嵌入价值链中端的方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全球价值链看，上下端需要巨额的投资，中国相对来说高级生产要素价格较高，位于价值链上下端的发达国家的在位企业选择的策略性行为，使中国很多行业的企业陷入只能生产价值链中端的“陷阱”中。就长三角区域而言，必须改变在全球产业内分工网络中的不利地位，实现从价值链附加值的中端环节向附加值高的上下端环节攀升。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要想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从产业互动的关系看，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
优化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构筑区域科技创新集群。制造业转型发展与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导。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关键之一在于破解“研发投入少、创新水平低”格局。长三角不同地区的科技要素与资源存在不同，必须突破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创新、协同创新，减少科技创新的重复投资，共同构筑区域科技创新。就上海而言，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也必须要与长三角区域其他地区联动发展方能实现。在上海转型发展中，服务业的地位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份额日益萎缩，这是趋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这是规律。因此，上海要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必须优化区域创新资源的配置，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跨地区协调发展。跨国公司在创新型研究上的高投入，使得他们获取了技术优势，从而获得了市场的垄断地位和竞争优势，攫取了垄断优势的高额回报。长三角区域本土企业突破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与市场上的纵向控制，摆脱创新乏力、升级受阻、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通过创新能力的提高，实现长三角区域制造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条的攀升，提高控制力与话语权。
依托国内市场，构造全球营销网络。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特别是产品内分工网络中，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的微观主体与主导力量。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其在资本、技术及营销渠道方面的控制权而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相对于研发而言，建立全球销售渠道更容易模仿，而且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相对于其他国家干中学积累的经验更多，进入价值链下端的可能性更大。一旦进入价值链的下端，不仅占有国内市场，并且开始占有国外市场；一旦有市场的保证，就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价值链的上端。因此，长三角区域各成员地区应深化合作理念，鼓励企业依据各地区的营销资源禀赋在区域内建立营销渠道与网络，从而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网络中实现价值链的攀升，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与升级。
（撰稿：樊福卓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