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及安徽的处境
安徽与沪苏浙在经济体量、产业结构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相距甚远。从经济总量来看，2018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06.82亿元，与上海32679.82亿元的产值比较接近，但不及江苏92595.4亿元的三分之一，略高于浙江56197亿元的二分之一。从产业结构来看，安徽的第一产业增加值2638.0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3842.0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3526.72亿元。三大产业结构之比为8.8：46.1：45.1。安徽第二产业仍然占比最大，尚处于工业化前期，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以及工业化后期的江苏和浙江差距不小。上海、江苏和浙江2018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分别为0.3：29.8：69.9、4.5：44.5：51、3.5：41.8;54.7。从营商环境来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于2019年5月中旬联合发布的中国经济规模前100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中，上海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南京位列第五，杭州位列第七，合肥的位次有所提升，但仍在前十名开外，位列第十三；同时，营商环境百强城市中，安徽省上榜城市数量远低于江苏和浙江。这些均表明安徽与沪苏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正是因为安徽在经济体量、产业结构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与沪苏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安徽融入长三角过程中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2019年安徽省政协牵头的“长三角区域公路一体化”调查中就发现，安徽的高速公路多年以前早已修到苏皖或浙皖交界地带，但江苏和浙江连通苏皖、浙皖高速公路的意愿并不高。这导致了时至今日安徽边境地带“断头路”仍然数不胜数。上述现象反映出安徽加入长三角可能面临着一体化成员之间的不合作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安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失去了坚持“东向战略”的决心、中途出现“左顾右盼、东张西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来，沪苏浙对安徽加入长三角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安徽应该如何应对？现阶段，梳理安徽面临的经济形势及所处境地，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如火如荼的经济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安徽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树立信心，而且有助于理清思路、确定工作方案、与沪苏浙取得良性互动，共同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沪苏浙对安徽加入长三角的态度
多年来，沪苏浙对安徽加入长三角并不积极。199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战略决策。七年之后的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安徽仍无一城市入会。直到2010年安徽才有省会合肥以及紧靠南京的马鞍山加入其中。2013年该会纳入了沪苏浙全境25个城市，而安徽只有5个城市位列其中。算上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皖籍城市，安徽在“长三角”拥有“名分”的城市只有9个，不到全省地级市的六成。2018年初，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联合组建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国家正式将安徽视为长三角新一轮合作的成员之一。然而，中央的“正名”并不意味着安徽融入长三角发展将一帆风顺。2019年3月11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再次撇开安徽，选择了沪苏浙交界的青吴嘉地区，充分彰显了安徽“入长”至少在短期将面临着或大或小的阻力。
在学界，沪苏浙诸多知名学者对安徽加入长三角持鲜明的否定态度。这在早期十分普遍，近年来这一局面没有发生实质性扭转。截止到2018年年底，南大、北大核心期刊上几乎所有的长三角论文均未将安徽纳入分析框架。一些学者宣称安徽加入长三角会大幅度拉低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发展水平、影响其与珠三角、京津冀一争高下的激烈角逐。一些学者指出安徽与沪苏浙分属国内不同经济梯队、并断定中央批准安徽“入长”实质上是对安徽的“帮扶”或“扶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安徽的加入可能弱化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以及浙江民营经济大省的部分功能。还有一些学者担心安徽“入长”可能让长三角失去活力和竞争优势、延缓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代表了沪苏浙对安徽“入长”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主体的利益关切。
三、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安徽作为
针对沪苏浙对安徽“入长”的不支持甚至反对态度，在思想认识上，安徽应高度重视、正面回应、表明立场；在具体行动上，安徽应充分认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安徽的角色、地位及发展目标，总结安徽的优势与不足，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安徽在创新、生态与投资上的优势冲破行政壁垒，打造长三角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加强安徽的长三角智库建设，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第一，理性客观对待阻力。实际上，市场分割的土壤长期存在，单独行政区的不合作行为屡见不鲜。这恰恰就是中央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原因所在。就沪苏浙一体化本身而言，江苏和浙江也曾受到“先发地区”上海的不公待遇。比如当年江苏期待上海扩建虹桥机场、开通更多的国际航线，但上海却转向东部建设浦东国际机场。又比如2014年上海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致使浙江与江苏边界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比上海边界地区分别高45%与42%。因此，安徽加入长三角面临着种种质疑不足为怪。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安徽应清醒地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安徽不可或缺，特别是在中央提出“拉动内需、稳定经济增长”之际，安徽作为长三角广阔的内陆腹地将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勇于承认差距的同时看到自身在创新、生态与投资上的优势，找准沪苏浙皖的共同利益诉求，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细化产业分工方向与重点，推进多层次的产业合作。
第二，以创新合作为突破口，力促区域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安徽作为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牵头省份应顾全大局、提前谋划，充分发挥长三角创新资源集聚优势。一方面，依托G60科创走廊建设，扫除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以张江和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创新中心为依托，推动原始创新，进行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另一方面，搭建政、产、学、研、金融和服务中介的交流沟通平台，成立一市三省高对接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设立产业专项发展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长三角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建设长三角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沪苏浙皖高质量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第三，以生态文化为支撑，撬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安徽坐拥丰富的生态资源。长江、淮河分别流经安徽境内416公里、430公里。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古迹寺庙、文化名城、森林公园不胜枚举。不仅有世界地质公园黄山、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等自然风光，而且有徽州古城、佛教名山、将军故里等文化资源。一方面，安徽应借助旅游文化、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跨省市合作，优化资源集聚与布局，吸引沪苏浙客商通过新建或并购等方式投资安徽，打造相关产业集群或发展联盟，实现安徽与沪苏浙的功能互补、协调共生和错位发展；另一方面，寻找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汇点，在地方戏曲、民间习俗、茶叶元素等领域放大重塑，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发独具江南文化特质的文创产品，以文化市场整合为契机带动长三角相关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第四，以资本流动为纽带，加速安徽融入沪苏浙。随着沪苏浙地区商务成本的上升，安徽以土地、人力、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低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理论界的研究证实，安徽境内的资本流动活跃程度已经超过国内大多数省份。安徽已经先后完成了从资本流出地区到资本流入地区、从资本空间分布中的低热点区域向高热点区域的两次飞跃。比如，2018年安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0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7%，占全国的12.7%，与上海、浙江和江苏仅相差0.2、1.2和4.1个百分点。未来，一方面，将“四送一服”工作常抓常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开展“三比一增”专项行动，统筹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加速安徽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以打造国内营商软硬件环境最高标准为目标，推动长三角由商品要素的流量型开放向服务制度的规则型开放；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投资项目打破行政壁垒与体制约束，提高安徽对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融入度，带动要素资源嵌入、拉长、增厚相关产业链条，促进区域有序竞争和功能定位，形成沪苏浙皖联动合作新格局。
第五，加强安徽的长三角智库建设。随着长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初沪苏浙不少高校及科研院所相继成立了长三角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增加了所在机构及城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是，安徽境内却鲜见长三角的专门研究机构。这导致安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以及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得不到广泛宣传。并且安徽遇到困难挑战时没有多样化的方案可供选择、在遭到外界误解时缺乏科学有力的回应。这些都会影响安徽与沪苏浙的深度合作。在此背景下，建议抓紧成立安徽省级层面的长三角智库，集中全省学术力量专门围绕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战略开展研究。第一，对区域一体化理论进行梳理与发展，为长三角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借鉴欧盟以及五大城市圈等世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沪苏浙皖协调发展建言建策；第三，通过报纸、期刊、论坛、座谈、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多途径、高频率地为安徽发声，诠释安徽作为、凝练安徽经验以求传达理念、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第四，向沪苏浙乃至全国的智库专家“取经”，同时为长三角更高一体化发展贡献安徽智慧。
（撰稿：陈清萍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