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经济带社会结构演变对上海的影响
（一）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人口变动直接影响上海常住人口的发展
在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外来人口最多，从2000年到2010年，总数从332.50万人增长到675.00万人。分省份来看，来自邻近的江苏、安徽最多，2010年分别为150.35万人和260.23万人。但是，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来沪人口规模增加的同时，比重却在下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合计来沪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85.89%下降到2010年的75.19%，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72.94%。2000年江苏和安徽两省来沪人口占全部来沪人口比重分别为24.0%和32.2%；2010年分别下降到16.7%与29%；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16.6%与27.9%。可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外来人口的相对比重在下降，外来人口的来源地在分散化（见表1）。
我国从2012年就进入劳动年龄人数持续下降阶段，最近几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减少了2000多万人。长江经济带各省劳动年龄人数减少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减少人口流出的数量，上海的人口增长压力可能会减轻，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长江经济带来沪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现象。但是，上海外来人口增速下降甚至减少，会导致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的加速深度老化，老年供养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上海的社会经济活力，影响上海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
（二）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人口家庭结构变动影响上海的人口结构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在经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的过程，这可能会导致家庭式人口迁移流动现象的增多，一些少年儿童或者老年人可能会随青壮年劳动力一起进入上海，增加上海的人口总抚养系数，上海的婴幼儿照护、学龄儿童教育、老年人口医疗和照护服务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从老年人口来看。从2010年到2015年，短短5年间，上海的外来老年人口数量从23万多增长到47万多，短短5年时间实现了倍增。虽然来上海的外来老年人口不都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但是由于整个外来人口中超过70%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就是按照70%的老年人口比例推算，在上海的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老年人口数量也达到了33万人。虽然大量来沪老人是帮子女在照顾孙辈，料理家务，解除了子女的后顾之忧，促进了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外省市的高龄或者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的老人在上海接受医疗、护理和照料，对上海的养老资源带来的一定压力。现在来上海的外来青壮年人口，他们中不少人可能会在上海定居，他们的父母也可能会一起在上海生活，因此，也制订未来上海养老服务发展规划中，也要考虑这部分老人的需要。
从青少年人口来看。最近几年，每年在上海出生的总人口中，45%左右是外省市人口生育的，很多外省市人口在上海出生后就在上海长大，需要上海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据上海市教委统计，2014年：20万左右外省市随迁子女在幼儿园就读，比2010年增加了近8万；53.86万在上海在中小学就读，比2010年增加了6.81万，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的比例超过40％；3万人左右在中职校就读，比2010年增加了2.2万人。这些外省市在上海就读子女中，70%以上都是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需要上海的教育资源做出相应的增加。
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根据上海市实有人口统计数据，2015年10月份上海外来人口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8-54岁之间，高峰年龄段在25-35岁之间，明显低于户籍人口。户籍人口主要分布在30-65岁之间，高峰年龄段为55-65岁。大量年轻外来人口的进入，增加了上海的劳动力供给，有效缓解了上海户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促进了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均衡（见图1）。
（三）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人口婚姻结构变动影响上海的婚姻市场
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户籍大龄剩女多，婚姻迁移对上海婚姻市场的影响非常大，这种状况未来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城乡婚配市场失衡，各地都存在婚配难的问题，大量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比如长江经济带的贵州、云南、四川的山区，有大量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被迫成为“光棍”，而大城市地区，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却恰恰相反，存在大量的“剩女”问题，一度成为新闻热点的“人民广场婚介墙”、“万人相亲大会”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的。
上海女性择偶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地婚姻”的大量存在。根据我们的统计，在1991-2015年25年间中，上海两地婚姻共有781843对，大部分年份两地婚姻中本地男性与外地女性结婚的比例都超过75%。如果我们按照75%的本地男外地女的比例可以大致推算出这25年中本地男和外地女结婚的共有586382对，本地女和外地男结婚的有195461对，两者的差额为390922对，也就是说，通过两地婚姻，过去25年中有390922个外地女性净迁入上海的婚姻市场，和上海本地女性争夺配偶，并且这种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据我们的推算，未来上海户籍女性中因为两地婚姻的竞争而不能结婚的比例将达到15%左右。
根据部分年份的数据，上海两地婚姻中外省市女方主要来自长江经济带地区。其中最多的是来自江苏，其次是浙江、安徽。地域临近，文化差异小，是两地婚姻的主要区域特点。
两地婚姻的增多，不但造成上海本市户籍女性找配偶难，也直接影响了上海出生人口数量。按照我国的国情，结婚后生育的孩子才能申报户口，而上海由于大量外来女性的进入，婚姻市场上本地户籍女性婚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很多人被迫终生不婚，也就没法生育孩子。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为青年提供优质的公益性的婚介服务，帮助他们寻找到合适的配偶；要通过宣传，让城市本地户籍女性改变男性一定要比自己强的观念，嫁给学历和收入情况一般但人品好勤劳持家的男性；要鼓励城市本地女性与优秀的外省市男性结婚，减少女性不婚人群比例。
（四）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人口的素质状况影响上海的人口素质
由于大量来沪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影响了上海常住人口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如图2所示，外来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常住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在人口教育程度方面，在2000到2010的两次人口普查中，上海户籍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一直远远超过外来人口，大量文化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的进入，拉低了上海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以2010年六普为例，上海常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占比为22.8%，外来人口只占14.1%；而受教育程度水平不高的高中及以下人数占比常住人口为77.2%，外来人口为85.9%。未来亟待提高其他省市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受教育水平，以提高上海的整体人口素质，促进上海社会经济发展。
（五）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就业人口比例降低，影响上海从业人员数量增长
我国正逐步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来自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正在经历二三产业快速发展阶段，就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比如成都富士康就能提供30万就业岗位，这有利于就地解决一部分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相应减少上海的人口压力。从2000年到2010年，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在沪从业人数占比从87.42%下降到了75.50%。这还只是比重的变化，预期未来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从业人口绝对数量也将减少。
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来沪的从业人员数量减少对上海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上海劳动力的供给减少，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和人才的减少，影响上海的经济活力；二是可能带来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削减上海的竞争力；三是直接带来上海社会保险缴费人数的减少，影响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运行。
（六）长江经济带外省市来沪人口收入构成变化影响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减轻上海的人口流入压力。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最近几年GDP增速普遍高于上海，特别是上游的重庆、贵州等省市，是我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地区，随着这些省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很多当地劳动力留下来就业，减轻了人口向上海的迁移流动压力，最近几年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趋于稳定。
随着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和所占比重都在增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臵效率，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上海的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持续提高，他们中间还有大量没有获得上海户口的大学毕业生，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等级和收入有正相关的关系，外来人员受教育程度提高，意味着上海全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全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的提高。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购买能力也会提高，有利于上海的商业和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
二、对策建议
（一）加快实施与生育政策相配套的福利制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上海市卫计委在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各方面的预测，近几年上海将出现出生人口高峰，2016年至2018年上海出生人口总量将达到26-27万人左右，至2019年开始回落。但是最近几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远远低于这个预期。2018年1月30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的出生数量为19.70万人，比2016年的21.84万人减少了2.14万人，其中上海户籍出生人口约11万人，比2016年的13.07万人减少了近2万人。显然，上海的全面二孩政策对增加生育数量的效应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出生人口减少的现象。平均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一直在极低的水平上波动，2015年上海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2016年为1.1，2017年估计又回落到1.0左右。
因此，我们需要对生育政策作出更大的改变，一是要研究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的可能性；二是要研究出台个人所得税、生育津贴、养育津贴等财政补贴制度；三是要完善就业政策，支持和鼓励女性就业；四是要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解决0-3岁婴幼儿托育难题。只有采取这些综合性的应对策略，才能缓解上海生育水平下降的态势，缓解出生人口减少的趋势，缓解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过度失衡问题，缓解养老问题。
（二）合理调整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条件，实现人口有序流动
上海市最近几年出台了多项人才引进政策，但是一直到2018年最新出台的人才政策，主要目的都是吸引高端人才，而对于一般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足够的吸引政策，甚至还有很多的限制，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本科毕业生也不能获得上海的户口，尽管他们在上海工作可以办居住证，但有很多方面居住证与户口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单身的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才不能购房。而长江经济带和其他地区最近几年均在大力吸引人才，比如武汉提出了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的计划。长此以往，必将削弱上海的人才优势，不利于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才是个生态系统，少量的高端人才需要大量低端人才，甚至一般的劳动力配合和服务，因此，上海应致力于创造吸引各类人才的良好的人才生态系统，而不是只关注人才金字塔顶尖的一少部分人才。
从上海的户籍劳动力供给来看，从2008年以来已经进入持续的快速减少阶段，未来上海劳动力的补充主要应该是吸引外省市的年轻人口，特别是来自长江经济带内部的年轻人才，如果能放松人才管控政策，有序引进大学生人才，可以有效补充上海劳动力资源的不足，提高上海劳动力中的人才比重。
很多人认为上海的土地资源紧张，因此要严格控制人口，包括各类一般的人才。但是国家2018年3月份已经出台了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臵换的政策，其中特别提到是为了解决一些特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上海可以用足这个政策，解决人口增长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上海要深入研究人口、人才、劳动力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战略高度明确发展的方向，避免人口、人才政策的短视削弱城市的长远竞争力。
（三）调整婚配政策，缓解不同地区的婚姻市场矛盾
2016年由上海市妇女儿童指导服务中心（巾帼园）、上海市婚介机构管理协会携手青年报社《生活周刊》等共同开展的调查《上海单身青年的婚恋调查》出炉，其中提到“剩女”是个伪命题。依据是：2016年3月上海市人口数据，上海市18至40岁未婚男女比例为53.24：46.76，单身男性明显高于单身女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也支持这一数据。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结论。不能看全部的上海实有人口里面的性别结构，也不能看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相关数据，因为里面有大量外省市人口，在婚姻市场上，本地与外地人口之间、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背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更大。
从2015年底上海实有人口统计数据来看，20-49岁适婚人群中，男性人数为276.27万人，女性为274.7万人，两者相差只有1.57万人，平均到每个年龄相差只有524人，基本是均衡的，在25-34岁年龄段，男性略微多于女性，25-44岁年龄段女性略多于男性（见表3）。
但是由于每年有大量外来媳妇进入，已经造成上海30万左右的女青年找不到对象，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快速增加。婚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上海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给女青年、他们的家长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影响了上海的生育水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施策，比如：鼓励本地男性找本地女性，双方都是本地结合的，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引导；政府支持开办一些公益婚介所，为本地男女青年提供免费的可靠的婚介服务；加强舆论引导，鼓励大龄女性与比自己小的男性结婚；鼓励本地女性与外来男性结婚；改变现有的生育医学辅助技术限制政策，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未婚生孩子。
（四）加强长江经济带社会政策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融合发展
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存在很多的不平衡，有些方面可以通过协调社会政策缩小区域差异，共同面对社会发展问题，逐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比如，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问题是长江经济带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加强区域之间的协调，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在长江经济带要加强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建议成立长江经济带养老服务业发展联盟，各省市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养老机构通过参加，各地政府不同可以共同研究和协调养老服务业发展政策，在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服务人员培训、服务标准制定、养老机构管理、养老产业规划、养老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加强合作，把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优势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环境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养老资源和需要供养的老人在区域内的流动，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还有，人口流动带来大量学龄儿童异地就读问题，各地政府部门之间也可以通过教育政策的协调解决异地就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可以探索建立学龄儿童义务教育券制度，学龄儿童在区域内各地流动读书可以使用教育券，避免教育经费投入与学龄儿童读书之间的不匹配问题，让教育经费随学龄儿童走。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长江经济带也应该加强合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素质，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减少城乡、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差异，逐步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又要积极有序稳妥推进。既要体现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增大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比重；要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构筑社会稳定器。要逐步降低行政力量在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市场配臵资源，缩小城乡、地区、人群差异形成的制度缺陷。
对于流动就业的劳动力，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要提供一体化服务，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跨省市一体化，充分发挥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方面，要继续发挥对口支援制度的优势，比如上海对口支援云南普洱、文山、红河、迪庆四个州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当地教育、卫生、养老等事业的发展，造福了当地人民，同时通过产业扶贫，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培育了优质的农产品，并把当地的优势农产品带入上海销售，增加了当地居民收入，丰富了上海市民的选择。对口扶贫，不但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促进人员交流和干部培训，促进地区之间发展信息的对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未来区域对口合作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可以进一步深化拓展。
（撰稿：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