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构建区域分工合作新架构

发布者:csjjjd发布时间:2020-11-20浏览次数:3289

围绕世界级城市群与世界级增长极建设,长三角地区将在区域分工合作上展开更多的探索实践。分工,基于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各扬所长,基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同时要置身于开放型经济的全球分工,特别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新形势下,在更多的行业领域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分工,将更加重要和迫切。合作,基于各个城市间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基于地区一盘棋,以建设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功能体系、创新链体系、产业链体系为导向,在长三角地区这个大共同体中形成完整布局和功能整合。目前来看,要达成这样的分工合作架构,需要一个中长期过程,“十四五”时期在国家战略部署和各地的积极响应下,长三角地区将在三个重点领域深化区域分工和合作。

一、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建设的分工合作

这是针对各个中心城市而言的,特别是上海与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之间的服务功能分工。按照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以及长三角地区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中承担的战略使命,以上海为核心引领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建设,不仅要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服务全国,更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资源配置包括了金融、技术、人才、产权、信息、大宗原材料,以及贸易资源、航运资源等。资源配置功能建设,重点在于功能大平台建设和专业服务能力建设。前者包括了世界级的交易市场主体、网络平台、展示平台、全球网络、平台规则等;后者包括了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数据服务、咨询服务、法律服务等。长三角地区各中心城市要在功能平台建设和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上加强分工与合作。

在分工方面,上海将全面对标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在战略性资源配置领域,重点承担枢纽型功能大平台建设与国际一流专业服务能力建设,其中也包括了加快接轨国际最高标准的开放规则和服务规则。各个中心城市则立足自身优势和发展定位,一方面依托上海的枢纽功能和桥头堡功能,厚植区域性功能平台和专业化服务能力,加快拓展海外网络,增强和发挥支点作用;另一方面补上海之不足,在一些专业性的资源配置领域,积极建设全球性功能平台,如杭州的数字贸易平台、舟山的成品油交易平台等。

在合作方面,在上海的牵头组织下,围绕功能大平台建设,通过资产纽带、区域性联网、管理输出等方式,把各地的区域性功能平台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体化的运营构架;围绕专业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收购兼并、合作共建、人才输出、行业联盟等方式,推动各地专业服务机构接轨上海,向国际一流迈进。同时对于其他中心城市主打的全球性功能大平台,上海将通过疏解非核心功能、协同共建特色平台、提供高水平专业服务等方式,构建双向合作格局。

二、科技创新策源力建设的分工合作

从纵向区分,科技创新策源力可分解为支撑基础科学研究原始创新的基础科学策源力、支撑产业技术研发原始创新的关键技术策源力,和产业技术转化应用孕育出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的产业创新策源力。三个策源力组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科技创新策源力。三个策源力建设,都需要以持续性的大量研发投入、多领域的一流科研院所集群、多样化的高端人才集聚和活跃的社会风险投资等四大资源要素供给为基础和前提。从长三角地区三大策源力现状和四大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看,以上海的集聚度和供给能力为最强,且在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下,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同时在苏浙皖三省,对应上海的战略部署,江苏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浙江提出建设“互联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安徽提出建设有重要影响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这些战略部署的空间落地,基本都落在了各个中心城市,特别是南京、杭州、合肥三个省会城市,呈现出省域内中心城市资源配置更集中,比较优势更突出,且与上海并行奔跑的发展趋势。因此,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策源力建设,更要做好如何进一步深化上海与各个中心城市之间分工合作、增强合力这篇大文章。

在分工方面,立足区域创新比较优势,在信息、生物、材料、海洋、能源等重要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形成三大分工:一是大平台建设分工。重点在大科学装置配置和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上,依托中国科学院在各中心城市的科研院所布局,同时对应国家科技创新2030年重大专项,深化区域分工。如上海的X射线未来网络试验设施、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设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设施;合肥的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设施、核聚变与物质材料设施;杭州的大数据设施;南京的天体一体化信息网络设施等。二是一流学科建设分工。可依据教育部的一流学科建设布局和优势学科评估结果(A+评级),在高端人才培养和基础性原创研究上形成分工,让优势学科更优,引领力更强。如上海的生物学、船舶与海洋学、化学、数学、医学、药学、环境学等,南京的天文学、大气科学、地质地理学、建筑学、农学、水利学等,杭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学、园艺学等,合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化学、核科学,无锡的食品科学等[1]。三是创新成果转化分工。围绕各地的大平台优势和学科优势,依托各地的国家级开发区和科学城建设,增强创新成果孵化产业化基地的综合配套和双创活力,培育壮大产业创新策源功能。依托周边城市的产业领域集聚优势和产业化用地优势,建设一批飞地型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在合作方面,围绕资源共享、扩大溢出,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领域探索更加积极有效的合作机制。一是深化各类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机制建设。以大平台建设为抓手,以基金会模式、公司化模式为探索实践,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技术交易市场、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跨区域共建共享。二是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建高水平新型研究机构。在区域上有分工,同时进一步深化相互赋能,如合肥的量子通信优势与上海的需求优势、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在上海共建国家级量子通信实验室;上海的核物理优势与合肥的核聚变优势紧密结合,在合肥共建大装置,推进大研究,实现大转化。三是各大平台机构在中小城市合作共建高水平技术创新中心。引入公司化模式,合作共建一批更有活力的新型技术创新中心,有的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建,有的与当地大企业合作共建,既承担政府委托的公共服务职能,又具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动能。

三、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分工合作

世界级产业集群,应该有三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在全球的生产制造总量中拥有较大份额,具有全球影响力;二是在产业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全球影响力;三是在产业的市场主体力量及标准规则制订上,拥有主导型的大企业及其配套群,并具有全球影响力[2]。2016年国家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长三角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汽车、绿色化工、纺织服装、智能家电等十大领域,形成若干个世界级产业群。

长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其在诸多的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世界级产能和集聚优势,如电子信息、汽车、纺织服装、智能家电等,但这些产业集群还不能称之为世界级产业集群,因在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大企业的主导力上与世界级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在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即使是产能集聚度方面也还有一些差距。但长三角地区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市场需求优势、供应链配套优势、发达物流优势,再叠加正在全力打造的科技创新优势,势必在多个产业领域加快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创造、世界智造的转型升级,培育出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这个进程中,有效促进产业的分工与合作,是极其重要的推进路径。

在分工方面,以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为导向,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空间分工体系。提升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既要考虑创新比较优势,也要考虑成本比较优势。因为中心城市一般具有比较显著的创新比较优势,而中小城市一般更具成本比较优势,因此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空间分工,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发挥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各自优势、协同发展。中心城市要做大做强对创新和人才有更多依赖的产业链高端和新兴产业,同时在行业头部企业引领下,进一步把对用工和成本比较敏感的生产环节、配套企业更多扩散到中小城市。实际上,最近几年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商务成本比较优势在空间上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各中心城市因房价和用工成本居高不下,原先的商务成本优势快速弱化,而位处相对内陆的中小城市,这一优势明显放大,必然带来产业链布局的空间洗牌;另一方面,一体化的立体交通建设和公共服务一网通等安排,正迅速改善内陆中小城市的区位条件,有利于这些地区加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将要推出的财税分享试点政策,以及各种区域合作新举措,对中心城市疏解部分产业,中小城市深度参与产业链分工,可以提供有力有效的推动。

在合作方面,在产业链与创新链趋于空间分离的趋势下,构建两者深度融合的区域合作体系。产业链更多向中小城市转移,创新链则更加集聚在中心城市,这种区域分工趋势在长三角地区已非常明显,但中小城市创新基底薄弱,产业链中低端创新支撑不足的短板也随之更加显现。解决这一短板,对于加快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是至关重要的。其路径:一是促进中心城市创新资源的扩散溢出。即通过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和支持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更加积极地走向中小城市,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这也是这些年已经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举措。二是直接依托中心城市创新优势。即各地企业或政府部门反向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研发机构、转化机构,把中心城市的人才、平台和综合配套优势,与当地企业的成果中试、转化和产业化优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构建起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区域一体化模式。

(王振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信息所所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 依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价。

[2] 参见王振等著,《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协同战略研究》,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