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可以通过机制创新，以沪苏浙邻界区域合作作为先导，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来推动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同时也可为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示范。
一、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
在沪苏浙邻界区域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利用地理相邻、交通便捷、经济联系密切、发展水平相当的优势，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率先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在具体的区域选择上，可以确立“三个支点”——上海的虹桥商务区、江苏省的苏州市区和浙江省的嘉兴市区。因为它们具有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的优势，作为先导区的极核与增长极进行培育，可以带动先导区整个区域的发展与融合。
先导区可包括苏州下属的四县、嘉兴下属五县与上海市西部六区。即苏州市的昆山、常熟、张家港与太仓四县市，嘉兴市的嘉善、平湖、海盐、海宁与桐乡五县市，以及上海西部的长宁、闵行、嘉定、青浦、松江与金山六个区（奉贤区也可以考虑纳入）。因目前正在建设的上海虹桥商务区虽以长宁区为核心，但大虹桥构想也涉及闵行、嘉定、青浦、松江四个上海西部区域。可将虹桥商务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纳入，金山区与浙江平湖、嘉善紧邻，联系密切，故可考虑纳入“先导区”。最终，“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包含上海、江苏与浙江相邻的上海西部六区、苏州全市与嘉兴全市。区域面积约1.51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约1400万人，常住总人口超过2300万人。
合作先导区功能定位可体现在“三个示范”上：区域合作机制创新示范区，通过邻界地区间的合作机制创新，打破在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产业创新示范区，成为国内领先的产业创新中心、成为引领中国产业革命的先锋；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通过先导区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的示范，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提供榜样。
二、建立先导区的现实必要性
行政边界区理论、区域分工与协作理论、产业内部贸易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与跨国公司贸易理论、“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理论、区域协同理论、区域共生理论等，为建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创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更是目前发展环境下市场的需要，也是邻界地区政府的要求，更是国家以改革开放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需要。
长三角邻界地区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99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浙江于2008年在全国各省区中首先跨入工业化发达阶段，江苏省则自2011年进入这一阶段。而其中尤以二省一市邻界的上海西部地区、江苏苏州与浙江嘉兴三地的经济水平最为接近，三地邻界区域基本上集中在2003~2008年间，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发达阶段。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这表明经济将呈现“从高速滑向中速”的新常态。创建先导区打破“行政边界”障碍，可以深化开放合作，激发产业内部分工与贸易，促进大公司间以及跨区大公司内部贸易，为区域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促进邻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
长三角邻界区域合作已具备良好基础。长三角邻界地区有着相同的方言、民俗等文化，地理环境相同，边界亦无大山大江阻隔，自古以来，居民交往密切。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三地合作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出现了新变化：其一是三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趋同，其二“回波-扩散双向效应”开始出现，其三是共建平台成为区域合作新模式。
首先，三地经济水平趋同，产业结构相近。虽然苏州人均GDP明显高于上海西部六区与浙江嘉兴，但三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非常接近；三地产业结构类似（长宁区以服务业为主），第二产业均占据主体；三地的制造业结构也不断趋同。这对三地开始专业化分工、产业内部贸易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其次，扩散集聚的双向效应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经济扩散效应占主导，江浙成为上海扩散效应的受益者，邻界的苏州受益最大。90年代中期后，上海西部区域却因浦东磁吸、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开放滞后，被苏州、嘉兴超越；在2008年以来的“回波-扩散双向效应”阶段，上海对浙苏民营企业与资本的磁吸增大，上海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加强，三地经济联系密切。上海西部区域在上海都市区的扩散效应下，经济增长率也相对提升。苏州、嘉兴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得益于上海经济的辐射，保持了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回波-扩散双向效应的产生，很可能使沪苏浙邻界区域成为长三角经济融合的核心。而这需要顺应这一趋势，通过设立长三角合作先导区来助推区域融合发展。
最后，共建平台成为区域合作新模式。通过股份合作、委托管理、产业招商等方式，共建产业园区、科技园、协作区与港口码头等“平台合作”成为区域合作新模式。如上海交大（嘉兴）科技园，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上海张江平湖科技园，嘉兴港和上海港集团合作开发的嘉兴港独山港区，嘉善县政府与上海自由贸易合作建立试验区项目协作区等。
当然，目前“边界效应”仍存，需借力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存在着行政区“边界效应”。经济机制越市场化，边界就越开放，区域“俱乐部效应”就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企业产权制度结构、政府对经济干预功能强，行政边界封闭效应明显，造成上海西部一些区县未能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及时融入苏州、嘉兴相邻县市的增长俱乐部。直到目前，长三角沪苏浙边界仍存在着明显的市场分割现象。行政区经济存在的排外性、地方政府追求行政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加大了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
创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以二省一市邻界地区为主要区域，通过全面合作，可以有效打破突破“边界”封闭，消除市场分割，并能扩大区域俱乐部效应，加快这一地区的转型升级。同时，这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要。从当前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来审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经历了打造中国经济初级版的“核心区”的打造过程，并取得了成就。在此基础上，打造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将会在长三角“邻界”地带的加快发展转型中取得突破，“长三角邻界增长极”的建成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升级版”，将为我国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提供示范。
三、加快“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建设
首先是要做好“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创设的协同规划。沪苏浙三地应就“先导区”进行研讨磋商，明确“先导区”的机制创新、开放创新与科技创新三大先导、示范功能的定位，联合进行“先导区”创设的国家申报。尽快通过二省一市共建，来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的创建。目前浙江省已率先展开相关工作。2017年,浙江嘉兴设立了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制定了《嘉兴市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行动计划（2017-2020年）》，把接轨上海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结合起来，积极推动交通体系、公共服务两大领域沪嘉一体化，着力推进产业、创新、人才三大重点合作平台对接，深化政策、规划、机制三方面协同，实现理念、产业、基础设施、政策“四个接轨”。
其次是要建设协调“先导区”联动发展的组织机制。以建立“先导区”协同机制与共生机制为目标，笔者认为应建设三个层级的“先导区”组织机制，第一层为上海、江苏与浙江省级协调层面，第二层为上海虹桥商务区、苏州市与嘉兴市层级，第三层为上海西部邻界6区、苏州境内4县市、嘉兴境内5县市。第一层级主要负责指导、协调第二三层级，以及沟通协调“先导区”与国家层级的工作。第二、三层级是“先导区”建设发展的主体。“先导区”组织主要是通过完善“先导区”内部协调机制和合作机制，尽快形成“先导区”统一的市场体系。同时，也要做好“先导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机制协调。
再次是构筑虹桥商务区、苏州中心城市与嘉兴中心城市三大支点。上海虹桥商务区建设正在大步推进，未来应成为“先导区”的核心，并在“先导区”建设中起到引领作用。虹桥要在加快推进原有商务区建设的基础上，树立大虹桥观念，做好大虹桥发展新规划，将西部六区纳入大虹桥范围，加快与苏州、嘉兴的融合；苏州未来将承担起承接上海与无锡-常州-南京城市圈的中枢。但苏州市区的中心城市的功能仍偏弱；嘉兴中心城市功能偏弱尤为突出，全境呈现“强县弱市”格局，城区的商务功能弱，不仅难以高效接受上海都市的扩散效应，自身更难以形成扩散能力。未来浙江要将嘉兴中心城市功能建设作为重点，提高嘉兴的城市层级，提高全市人口集中度，加快商务集聚与制造业扩散。
最后要探索“先导区”在制度创新、开放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领域与机制。围绕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寻求在城乡土地制度、土地开发机制、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户籍与人口生育管理制度、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利率汇率制度、与上海自贸区对接机制、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改革创新；围绕协同共生的目标，加强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定相关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控制参量”，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协同系统“自组织”形成与推进。寻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园区政策、农产品生产与流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多方共赢的协调机制；在科技创新方面，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目标，抓住全球新工业革命机遇，寻求在教育科技体制、技术与人才引进与管理机制、产品研发机制、共建产业研究院、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孵化器与科技园区建设、信息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使“长三角区域合作先导区”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