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驱动力不足问题，突破生态环境困局；有利于形成“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示范；有利于实现西方发达国家与东南亚市场多元化，分散对外贸易风险，改善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有利于实现我国东部沿海与长江沿岸组合而成的“T”字形国家战略构想的第二阶段目标，实现从沿海走向腹地/内地的新跨越；有利于实现我国东西联动以及人口、资源、生态协调发展，重塑我国国土开发格局。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可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提供政策指引。
一、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和分类
基于增长极理论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科学基础，遵循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国际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相关分析、空间分析、规模-位序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评价结果如表1。
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与其位序近似服从Zipf的规模位序分布规律，得分的对数与其排序的拟合优度达到了82.2%。与2016年相比，2017年年度规模-位序拟合线斜率的绝对值变小，说明协同发展能力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生态与经济仍然呈现不协调状态。
根据城市协同发展位序将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分为5类：
第一类是龙头城市，得分为100分，只有上海1座城市；第二类是区域高级城市，得分为31-58分，有南京、武汉、苏州、成都、重庆5座城市；第三类是区域重要城市，得分为17-31分，有长沙、合肥、南通、南昌、昆明、杭州、无锡、黄山、宁波、温州、镇江、贵阳、丽江、舟山、抚州、鹰潭、玉溪、扬州、巴中、盐城、资阳、吉安、常州、六安24座城市；第四类是地方中心城市，得分为7-17分，有宣城、台州、上饶、徐州、芜湖、景德镇、永州、台州、铜仁、宜春、亳州、金华、遂宁、滁州、蚌埠、曲靖、绵阳等64座城市；第五类是地方城市，得分在7分以下，有铜陵、临沧、六盘水、荆门、淮南、荆州、黄石、乐山、保山、鄂州、马鞍山、毕节、绍兴、娄底、嘉兴、衢州16座城市。
从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空间格局来看，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存在上海一个全经济带的中心和南京、苏州、合肥、杭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间协同发展能力水平差异不大，已步入一体化阶段，是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发展的样板。
中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居中，除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其余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并不突出，说明这两一区域的协同能力受行政级别影响较大，处在非均衡发展阶段，中心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此外，中游地区协同能力较高的城市呈现沿京广线和京九线带状分布的特征。
上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低，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丽江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区域内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较大，属于低水平发展地区。
三、专题领域排行榜
表2-5列出了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和生态支撑四个专题领域的排行榜。经济领域主要受城市经济总量、吸引的高等级对外协同联系功能要素的影响；科技创新主要受大学、创新资源、创新型企业的影响；交流服务主要受区位、交流服务设施的影响；生态支撑主要受城市能耗、污染、环保的影响。
四、对策建议
（一）重视城市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要实行长江经济带合作一体化，避免各个城市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必须统一规划思路，制定一个长江经济带的统一规划，形成统一的协同发展战略。世界大江大河的开发实践都表明，沿岸产业带的建设必须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各种规划，并付诸实施。同时航运、水电、灌溉、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协调一致。对城市发展、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要统筹安排。在统一规划的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能够支持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作为重点，培育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增长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经济带内各省、市之间历史形成的联合协作关系实际出发，通过制定合理的地区梯度政策推进，用区域联合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长江经济带合作协同机制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个整体统一的战略规划。各省市都应当共同参与长江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统一规划的制定，避免行政割据带来的盲目发展。其次，要充分发挥跨地区的流域发展协调组织在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促进流域经济联系与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二）建设城市间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虽然不同发展时间段及发展阶段的跨区域协作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但其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相似经济水平的区域，由于地理邻近、地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区域间的产业集群及产业集群间的技术合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及发展层级的区域，产业集群及合作的方式等也各不相同。长江经济带建设需要突破固有思维框架，实现跨区域的协调发展。具体来看，首先通过培育长江经济带技术产业联盟加强产业技术研发资源共享。如以上海市为技术研发中心来进行地域上或空间上的技术扩散。通过核心城市主导技术形成，向周边地区通过产业联盟的组织形态进行核心技术和外围技术的扩散与渗透，促进核心产业链发展，最终实现整体创新力和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鼓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建立技术联盟，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加快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流动,促进产业共性技术的发展和共享,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重点各区域的核心领域创建产业创新联盟，带动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的产业标准制订、产学研合作、关键技术攻关等领域整体提升。
（三）构建城市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对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技术产业联盟乃至集群的规模、结构、投资及科技创新等情况进行全面反映和监测，对技术产业长远生命周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实施动态政策发展。此外，建设跨区域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加大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在整个经济带中，对开放式、专业化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产品研发，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专项资金资助。建立符合规定条件的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当地政府部门给予专项资金资助。除此之外，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各类国家科技计划及项目建设，地方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资源进行优化升级及合理配置。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资源等要素的充分流动、互通有无，提高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及配置效率。逐渐祛除行政区划的障碍，通过技术基础平台、专业服务平台、科技中介平台及科技管理平台等多方建设实现跨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加强区域间的科技交流及合作，积极开放区域协同公共服务平台。
（四）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从空间角度呈现多城市子群并存的特点，每个子群有自己的核心辐射城市。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能力来看，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十分突出。上海是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因此，需要应利用其独特优势，积极搭建起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多机制、多层次合作平台，从根本上获得内在和外在驱动力，以提升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能力和影响力。除了上海以外，苏州、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协同水平都很高，三个小子群之间的联系相对较为紧密。因此，在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中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协同能力及其对其它地区进行辐射带动，如充分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引擎作用，加强其对长三角北部及南部城市群的辐射，发挥其国际经济中心、航运中心的优势，通过对长三角其他城市群的辐射来加强与长江中游、上游城市群的联系。同时加强长三角都市连绵带一体化建设，形成中心明确、沟通无碍、协同合作的网络式区域体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主要的协同核心城市，整个中游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中起到起东西承接作用。中心城市又与自己周围的城市形成各自的小子群，未来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中游子群间的一体化，减弱多核子群间的不平衡，使小子群形成更为密切的协同关系，才能更广泛地对接来自下游的经济辐射并更好地辐射上游区域。武汉要进一步发挥其在长江的枢纽作用，通过搭建长江经济带物流服务相关信息平台，为长江经济联动提供畅通无阻的通道。
上游地区与成渝城市群为主要的组团，另外昆明、贵阳的协同指数也较高，但是该区域整体上看呈现以重庆为中心的'一心多核'空间结构特征，核心城市之间以及对中下游城市群的辐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因此未来发展中，一方面在上游城市子群间建立更强的协同关系，建设上游内部的联系通道，实现上游区域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另一方面，成渝子群本身要积极通过与武汉子群及南昌子群等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