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承担国家重大使命，发挥区位优势的弓箭效应，镝鸣江海，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以更大能量、更高水准拥抱世界，融入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发展，可说是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前程远大。
在更深远的认知层面上，编织一体化发展“同心圆”；在更强大的基础设施上，铸就互联互通网络“共同体”；在更合理的产业布局上，打造协同合作共赢“生态链”；在更旺盛的创新网络上，激发要素集聚载体“活力源”；在更实惠的为民举措上，甘当暖心周到体贴的“好公仆”；在更高效的竞争实力上，推进协调制衡操作“新机体”。
如何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本月初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三年行动计划的内容覆盖 12 个合作专题，进一步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产业协同创新、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 7 个重点领域。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列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大议题，进入新一轮实质推进阶段，将会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新气象新亮点。
站在新时代关键节点，谋划并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即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激发动能、再创佳绩，实现改革开放再出发，事实上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
一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长三角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螺旋形发展层级提升的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江浙皖绝大多数地区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大步进入工业化社会，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特大城市正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长三角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个城市自我“内生性成长”，发展到以小时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再发展到如今高铁时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新阶段。一路走来，长三角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协同度柔性不够，行政壁垒与本位利益制约整体发展；一体化程度较低，尤其是 10 年、20 年前规划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成为“同城化”的短板瓶颈，应当切实加以推进改观。
二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社会生态的新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物联万物、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财富积累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由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人类社会形态由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城市发展模式进入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业化时代以制造业为主，转型升级为后工业化时代以知识与思想生产的创新时代，这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发展趋势。面对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竞争，城市群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辐射的能级，主要取决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联互通网络、科技创新和知识产生能级、人才培养与集聚吸引力等。
三是国家整体发展，北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南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等重大国家级发展布局给上海带来的新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比肩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海南自由贸易区则是进一步对外扩大开放的新探索、新实践。对于长三角的目标定位，共识已经形成：不断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世界级城市群”，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 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 3 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具有高度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群体。目前，公认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和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三角正致力成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从全球经济角度与我国发展格局来说，长三角城市群以 2.2%的国土面积，占全国 11%的人口，却创造了近 20%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说是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
综观考量分析，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承担国家重大使命，发挥区位优势的弓箭效应，镝鸣江海，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以更大能量、更高水准拥抱世界，融入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发展，可说是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前程远大。
围绕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笔者粗浅谈六点观察与思考。
在更深远的认知层面上，编织一体化发展“同心圆”。将长三角一体化拟人化比喻，就是将这片区域变为“一个人”，跳出本位主义的一城一地狭隘发展视野，实现整体协同、有机分工、合作发展。这就要上下同欲、认识统一，行动一致、主动融入。应当大力宣传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理念、规划、路径、举措、进展、成果等，在观念形态上突破一城一地的固有认知，确立长三角一体化的观念认知。近期看到媒体报道有一个新的提法：“长三角人”，非常有意思并应当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这就要求“长三角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打破以往传统的地域思维定势，站高望远，从长三角全域发展格局中谋划自身的发展，编织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心圆”。
在更强大的基础设施上，铸就互联互通网络“共同体”。改革开放 40年来，长三角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单个城市内生性自我成长，再提升到以小时计算的临近城市圈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围绕这样的发展逻辑进行整体规划布局，基本框架大规模建设主要集中于 10 年—20 年前，已明显不适应新时代新发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现“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愿景，应当从互联互通、功能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明显成为瓶颈，应当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改变突破这一“短板”制约。
长三角城市群启动新一轮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构建互联互通、功能强大的区域型海陆空交通物流网络，可说是迫在眉睫。为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可参照世界上相对成熟的大城市群建设发展经验，以问题、需求、效用为导向，研究在前、决策在后，编制具有前瞻性、整体化、高标准的长三角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规划；二是应当突出上海“龙头城市”功能定位，加快南拓、西进、北上的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布局建设，进一步增强与江浙的互联互通能力，以拓展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空间结构；三是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中南京、杭州、合肥等重点城市的内联外拓功能，同时注重南通、嘉兴、宁波等新兴后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长三角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上的高质量高效率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新台阶。
在更合理的产业布局上，打造协同合作共赢“生态链”。据研究，国际上的都市圈、城市群在产业分布上，一般呈圈层状有机组合。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制造产业呈圈层状布局。核心区除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服务功能外，一般布局出版印刷、时装等都市工业，内环区一般布局食品、消费品工业，外环区主要布局机械、电子、汽车、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
适应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创新变革，长三角城市群在产业布局上呈现出新的发展走势：上海围绕建设“五个中心”与全球城市，打响“四大品牌”；杭州形成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业态价值链；南京着力凸显科教文化首位度；合肥以科技创新引领新产业发展等。参照世界上成功的都市圈、城市群产业布局发展经验，长三角应当对产业布局进行精细化梳理，并定期发布产业发展引导性研究报告，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圈、价值链。
在更旺盛的创新网络上，激发要素集聚载体“活力源”。据专家研究，统计数据表明，在长三角地区，2015 年江苏省每千人从事职业研发活动的人员数仅为 9.35 人，发达国家是 20 人；在浙江省 36 岁到 56 岁的劳动者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 90%。每千人受教育程度和每千人从事科研活动这两项指标，都反映了长三角的人力资源基础薄弱。虽说长三角在科学教育人才资源在我国相对比较富集，但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较存在明显差距。
如何营造创新网络、激发创新活力、吸引集聚人才，成为长三角地区的一大课题。近期看到一些比较分析，认为长三角一些城市老年化程度高，已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红利；一些城市由于房价高企导致生活成本高，导致不啃老、想奋斗的一些 80、90 后年轻人感到绝望，想方设法逃离。这些深层次问题引发的现象，值得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进行综合平衡。
在更实惠的为民举措上，甘当暖心周到体贴的“好公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克服不充分不平衡的制约，满足生活工作学习在这一区域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营商环境、旅游出行、教育医疗、信息共享等民生服务改善方面，应当采取切实有效举措，甘当“店小二”、“好公仆”，让百姓感悟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更高效的竞争实力上，推进协调制衡操作“新机体”。借鉴世界级城市群运作经验，推进协调制衡操作的机制体制建设，减少降低运作成本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值得借鉴的成功做法有：一是政府主导，由于都市圈、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协调涉及面广，政府强有力主导作用是城市群实现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二是注重规划或立法的刚性引领。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或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比较复杂，需要多方认同，制定过程要经过多次调研、听证等程序，周期也比较长，一经成文具有较大强制力和长效性。三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使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的界限分明、分工明确，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效率。四是借助民间协调组织的力量，让政府层面的互动与民间的联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立体网状模式，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五是注重操作性，明确规定各成员职责和合作准则，以及处理跨区域重大问题的基本准则和操作程序，并有许多配套实施细则，形成一种可高效操作的“协调机制体系”。
（撰稿：何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