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的经济增长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还包括基础设施条件、相关产业的布局等硬环境，经济制度、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等软环境。从本质上讲，“飞地经济”的出现，主要是源于这些要素在区域之间存在着压力差。比如，在开放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区域经济联系主要以外资、外贸、外债、外援的“四外”形式来体现，并且这些形式往往是相互交织的。理解中国“飞地经济”现象，必须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参与国际代工方式融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这一现实背景。在这种“外资牵引”的区域经济体系中，不仅投资主体是外资，而且这种“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也大多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因此，揭示“飞地经济”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实现条件和作用机制，离不开资本、土地、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等在区域间的压力差。
一、长三角“飞地经济”的经验和模式
“飞地经济”在区域合作中的模式选择问题，反映了输出区域和目标区域在产业选择上的权衡与取舍。需要充分考虑各参与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及其互补性，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对各种要素的匹配性及耦合度，以及参与区域在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方面的协同性。
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体现了全国地域产业分工和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全局一盘棋的战略思想。“飞地经济”在江苏是发展比较早的，现在从中央层面提出来，无疑是江苏强化“两聚一高”的战略导向，并通过“一中心一基地一高地”建设，加快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要契机。
长三角“飞地经济”在多年发展的实践中，在产业发展的技术导向、结构导向和资源导向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结构导向方面，建立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自然资源开发和加工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也造就了加工制造和智能制造的龙头地位；资源导向方面，通过对以资源开发和资源利用为主的全产业链资源垂直整合，打造了集资源技术开发和资源网络交易为一体的技术集成的大数据、物联网互动平台；技术导向方面，通过区域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的导向政策，实现了优质资源跨区域整合。长三角“飞地经济”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
优质资源跨区域整合模式。通过创建跨区域合作品牌，整合优质资源，逐渐走上创新链顶端，实现品牌价值的整体提升，这是“飞地经济”实现走出去、走上去、走进去、走得远的综合模式。
供应链跨区域垂直整合模式。企业在上下游之间充分利用各种资金，提高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提高经营能力，这是利用要素互动迅速占领市场的速战模式。
贴牌生产的区际代工模式。利用目标区域劳动力资源优势，先进行贴牌生产，并依托知名品牌的影响力打开国际市场，在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之后，再推出自有品牌的借船出海模式。
跨区域的园区平台共建模式。这种模式在实践中最为常见，大致经历理念“走出去”、制度“走出去”、模式“走出去”三个阶段，包括园区共建的援建模式、托管模式、股份合作模式等。
无论哪种模式，“飞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环境+服务+制度”方面能够不断地被复制和推广。在长三角“飞地经济”发展实践中，早期的模式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典型代表，近期则主要以上海张江高科和上海漕河泾为成功典范。以上海漕河泾飞地园区为例，在成功走过农舍孵化器、经典孵化器、国际孵化器、现代孵化器、专业孵化器等五个阶段之后，目前正在经历第六个阶段，即品牌孵化器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具备承接技术转移、项目培育、孵化器、加速器、产业推进、产业转移等功能，而且它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的“四个化”：即知识商品化、科技产业化、管理现代化、园区国际化。
二、“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障碍
“飞地经济”对于目标地和输出地都是双赢选择。首先，它有利于输出地放弃或转出原本低端的产业环节，通过腾笼换鸟，整体或部分向外转移到生产、经营成本更低的地区。其次，通过瘦身，它有利于输出地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及自主品牌的产业，集中运营高附加值高端产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再次，它有利于带动制造技术、管理模式、技术标准进入目标区域，帮助目标区域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
“飞地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化解输出地的富余产能，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长江经济带、扬子江城市群等的建设与整合，实现区域间在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方面的战略互补。一方面，它能够呼应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国家整体战略；另一方面，通过区际产业双迁以及地区之间在价值链、商品链、人才链、就业链、创新链方面的多链共生和共荣，强化长三角在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和链主地位。
分析“飞地经济”在区域合作中的模式和作用机理，可以借鉴推拉力模型，包括推力、拉力、斥力和阻力。比如目标地和输出地的产业合作基础与区域政策目标、产业集聚效率和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要素禀赋的区际差异和政府产业发展政策导向等等，这些因素与目标区域的成本优势、产业基础、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等，共同构成了“飞地经济”的推力和拉力。
当然，目标区域落后的观念和社会习俗、要素市场的不健全、地区间的无序竞争，以及总部经济与工厂经济在税收核算方面的冲突、目标区域的产业配套能力、产业转移中的路径依赖、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状况等，则构成了“飞地经济”健康发展的斥力和阻力，也是“飞地经济”在区域发展中的主要困难和障碍。
三、“飞地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
通过“飞地经济”实现区域合作，必须做到四个方面的转型：
增长方式的转型。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要素驱动增长。这种经济模式，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量，实质上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产业结构的转型。在创新型产业成为经济结构的主体之后，战略性的创新型产业，就成为了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此时，传统产业和战略性产业都向高端化发展，而这种发展，并不排斥传统产业。相反，它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企业结构的转型。在这种转型模式下，科技型企业不仅成为主要的企业形式，而且由“飞地经济”所链接的区域协作关系，还涵盖了目标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新领域，是一项由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中介组织以及科技金融等参与的系统性工程，是区域协同的新模式。
技术模式的转型。即按照“加工代工→技术模仿→自主创新”这一技术演化路线，在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专注于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塑造汇集一揽子方案的W型价值链的平台经济。
以上转型凸显了“飞地经济”的核心职能，即承担专业孵化器角色，包括技术投入型孵化器、产业培育型孵化器、股权投资型孵化器，以及电商营销型孵化器等。而“飞地经济”成功的核心，一方面要靠政府自觉，要有选择大于调控、合同控制、入驻企业把控、优惠挂钩机制等理念和手段；另一方面要靠企业自律，要崇尚非投机、重品牌、客户至上、透明合作。
实践中，“飞地经济”发展可遵循三种代表性模式。一是园区管理模式，包括大学或民间非营利机构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大学、企业联合管理型。二是产业发展模式，包括依托技术带动产业集聚发展和依托企业带动产业集聚发展两种子模式。前者包括科学园模式、科学城模式、技术城模式、加工区模式、产业带模式等；后者包括优势企业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中小企业集聚型产业发展模式、复合型产业发展模式等。三是园区融资模式，包括政府间接投资模式、引导民间资本模式、吸引外向投资模式、国际组织资金援助模式、风险投资模式，等等。
“飞地经济”建设有四种路径最为普遍：一是与地方政府合作，二是与专业基金合作，三是与大型制造企业合作，四是依托项目独立进入。参与的主体主要有：管理价值的投资运营商，依托金融服务能力、价值判断能力、资产管理能力、辨别投资价值能力；制造环境的土地开发商，依托辨别投资价值能力、产品开发能力，以及对经营标准和有效客户的辨别能力与服务能力；规划产城的土地运营商，依托宏观政经形势解读能力、产业发展把控能力、区域产业规划前瞻能力、政府谈判能力；培育未来的产业运营商，依托综合的资源服务能力、金融渠道能力、管理输出能力。
“飞地经济”发展，首先要做到“五个有”：一是不断有新产业和新业态出现，二是有较强的内生增长和激励机制，三是有高端专业要素规模化集聚，四是有开创领先的商业和创业模式，五是有特色产业高效规模化聚集。其次，还要坚持“五化”标准：资源集约化，通过整体开发和持续经营，提高资源单位产出的质量和效益；产业链条化，通过构筑高端产业成长平台，聚集上下游企业形成优势企业集群；税收持续化，能够带来园区开发税收和产业成长税收；项目平台化，通过园区规划快速形成规模，逐步形成经济景观；价值永恒化，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使有限的土地能产生持续的动态价值。
从第一代商务园区到第四代商务园区的建设，充分地体现了上述各个“有”的动态组合。第一代商务园区主要业态为工业园、仓储园、物流园等，第二代商务园区主要业态为研究园、科技园、孵化园，第三代商务园区主要业态为企业园、商务园，第四代商务园区为生态智能城。需要强调的是，各代商务园区是一种并联关系。“飞地经济”的发展轨迹，正是伴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变化，逐步演变为资源集聚、开放包容、绿色低碳、功能完备的智能化综合社区。无论是哪一个开发阶段，都要有相应的开发资金作支撑，包括财政资金资本化、基金直投资金、产业投资基金、城市开发基金、跨境金融服务等。第一阶段对应以土地差价获取收益的土地经营，第二阶段对应以城市功能项目开发获取收益的城市经营，第三阶段对应以产业投资获取收益的产业经营，第四阶段对应以资本经营实现盈利的资本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