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空间结构。巨型城市区域（都市圈、城市群等）逐渐形成并不断拓展，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孵化器、技术流动的枢纽站、产业转化的集聚区以及创新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空间。而作为创新资源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知识转移对发达地区的产业重构、落后地区的产业提升以及区域间的协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以专利转让数据作为测度指标，探究我国巨型城市区域（都市圈）新兴技术空间的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并为区域发展提供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在共享、学习和匹配效应驱动下，知识与技术在都市圈内部呈现就近转移趋势，核心区域对外围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创新尖峰”与“产业高地”交相呼应，成为巨型城市区域发展的新空间范式。
都市圈新兴技术外溢呈现就近转移与平行转移新特征
本研究选定专利转让数据作为技术流动测度指标，以incoPat数据库为底层数据来源，重点研究医疗器械领域在我国都市圈空间流动情况[1]。
（一）都市圈作为技术流动的重要载体，专利转让高度活跃
32个核心都市圈以占全国4.5%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42.9%的专利转让（转让、受让人地址均落于都市圈范围内），其中北京、广州、上海都市圈最为活跃，深圳、青岛、南京、济南、杭州、天津和成都都市圈位于第二梯队，10个都市圈合计发生了全国46.8%的转让和48.9%的受让（见表1）。这种流动格局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核心都市圈创新要素密集，诞生了大量先进知识和技术，具备技术外溢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核心都市圈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区域，产业承载力较强，对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吸纳需求也更高。两方面因素协同作用，使得都市圈成为技术流动的重要载体。
表1：专利转让数量前10都市圈技术流向（不含非都市圈区域）
（二）都市圈内部以就近转移为主，都市圈间平行转移特征显著
大部分都市圈技术流动以内部转移为主，即转让至同一都市圈的专利占比高于外部任一区域，地理临近偏好明显。由于各都市圈发展成熟度不同，产业基础存在差异，内部转移也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模式。对于尚处于成长阶段的都市圈，如青岛、济南、天津都市圈等，都市核对外围的辐射带动作用一般，技术流动集中在都市核内部。以青岛为例，81.7%的转让、85.0%的受让落于城市核范围内，城市圈、辐射圈参与度较低。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发展较为成熟的都市圈，由都市核向外围区域就近转移趋势开始显现。以广州都市圈为例，都市核、城市圈、都市圈三圈层转让比例为49:35:16，受让比例为41:40:19，外圈层参与度显著提高，圈层间技术交易活跃。跨都市圈技术流动强度较低，主要在经济水平发达、创新资源密集、产业集群成熟的区域间进行平行转移，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市圈之间；也有发生在地理临近的区域间的就近转移，如天津与北京都市圈、济南与青岛都市圈。
（三）企业专利空间转移最为活跃
从数量结构来看，企业是技术流动最主要参与方。在本研究中，转让人、受让人为企业的占比分别为48.5%、71.2%，个人、高校及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参与度依次降低。近年来，专利技术的转移高度集中于企业间，且日益活跃，企业主导地位持续上升。特别是头部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主力军，其分布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发展情况。从全球看，90%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集中分布在各大都市圈内。中国也是如此，32个都市圈承载了80%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北京300多家，上海和深圳近300家，广州、杭州也有100多家。
共享、学习、匹配效应是都市圈新兴技术呈现就近转移的重要因素
知识创新活动通常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不仅实现了公共设施共享、劳动力市场共享和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为知识的获取、模仿与共享提供了便捷。
（一）都市圈规模越大，投入品与知识共享越丰富，可供学习的对象越多
在进行新产品研发等知识生产活动时，参与者会面临存量知识难以满足增量需求的状况，一般来说可通过知识创造、知识寻求两种方式来补足。知识存量越大的主体，越倾向于通过自主创造获取知识来维持竞争优势。对于知识存量有限主体来说，往往没有能力承担自主创造的风险，出于自身综合成本最小化考虑，常常出现“搭便车”式模仿创新。都市圈越大，经济社会发展越成熟，区域内头部主体数量越多，可供学习的知识也越多，从而吸引更多的主体加入，正向循环不断加强区域内知识的总量和利用效率。如深圳都市圈在华为海思、紫光同创、比亚迪电子、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等龙头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引领带动下，成功打造了我国集成电路的创新尖峰与产业高地。
（二）都市圈规模越大，创新生态越完整，越能在专业化领域匹配到相应资源
实现技术流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找到吻合技术供给与需求方，并在完整创新生态的支持下完成技术交易。创新生态是以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政府为主体，金融、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机构为支撑所形成的具有地理边界属性的复杂网络结构，通过网络协作实现对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的汇聚，进而推动区域持续创新发展。都市圈越大，各类要素越齐全，创新生态越完善，技术流动也越频繁。如旧金山-圣何塞，汇集了顶尖的研究机构、丰富的人才供给、灵活的组织结构、充裕的风险投资和完备的孵化功能，引导着全球创新要素流动和发展效率提升。
（三）都市圈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协作越明晰，产业空间重构越显著
都市圈是一个不断经历新陈代谢的生命体，产业演进与空间布局是并行不悖的两大主题。由于区位成本和价值不断重组，人口、创新等要素资源动态调整，产业空间布局也不断重构，形成了基于价值创造力的最佳区位。以制造业为例，依照对核心圈的依赖度与土地空间的需求度，从内向外按产业附加值由高到低梯度布局，如都市圈30千米圈层附近布局研发型轻型制造、孵化中试等小规模高价值生产服务环节；50千米圈层范围内布局关键部件生产、物流配送与仓储等生产环节；80公里圈层布局大规模的加工制造及组装环节等。如北京都市圈海淀区域偏重知识的原始创新，外围的固安和霸州等节点城市则强化与北京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以“创新尖峰+产业高地”耦合提升都市圈综合竞争力
（一）“创新尖峰+产业高地”耦合有利于持续提升都市圈区域竞争力
尽管世界著名都市圈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都遵循一个基本发展范式，即通过构建“创新尖峰+产业高地”，使自身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形成区域发展的整体优势。当前，我国都市圈产业空间重构加速推进，上海、南京、杭州等成熟都市圈产业高附加值环节主要集中在核心区，但制造业及一般性服务业向外圈层外溢转移，在外围区域形成先进制造集群与基地。未来，巨型城市区域或将进一步形成与“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相辅相成的“指挥控制中心—复合经济中心—先进制造基地—生态支撑区域”空间功能新格局。
（二）按价值链圈层式外拓是巨型城市区域普遍特征，后发区域在新兴领域仍可实现蛙跳式发展
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既有连续的过程，也有跳跃的阶段。从集成电路、汽车等先进制造领域的产业布局、转移、扩散的时间和区域脉络看，长三角地区清晰呈现出以上海为龙头和引领、自东向西逐步扩散、按价值链圈层式外拓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地区只能等待。通过资本积累、效率增进和技术创新，后发地区也可实现超常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发地区。近年合肥新型显示、半导体存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即为成功案例。
（三）都市圈通过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巨型城市区域较全球顶尖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根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0》，北京都市圈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市值约为旧金山-圣何塞的1/6，劳动生产率约为特拉维夫的1/9，创新生态整体表现未进全球前10。新形势下必须以新视角审视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推进区域在基础科学研究、引擎企业培育、高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制度改善等要素上的全方位集聚，以此实现我国都市圈的跨越式发展。
[1] 以IPC分类号进行专利检索，筛选申请人国别为中国、2016年发生转让的专利数据，多次转让拆分处理；提取转受让主体及地址信息，通过高德API获取经纬度，以华夏幸福识别都市圈范围为标准，进行地理信息匹配；剔除信息缺失和涉及港澳台的条目，最终获得有效数据1.5万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