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曾发现一个现象：世界科学中心每隔一段时间会发生转移。历史上，中心先后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再到法国和德国，最后落在美国。
经济发展，教育兴盛，人才聚集，国家支持……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促成了各大科学中心的交接棒。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每一个科技中心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世界强国。
进入新发展阶段，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无疑是最强大的推动力。
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近代科学没能发生在中国？”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相对于西方国家在对自然知识等领域拥有更多成就，但为什么没有抢占先机？
有人说因为哲学差异，有人说因为思想束缚，这是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现在，人们更关心另一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的中国，何时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每一次新旧交替都不会容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上海——这座明确提出建设科创中心的城市，被寄予厚望。
科创需要上海。上海在基础研究、人才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上海布局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17个，2021年，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达177.73亿元，占研发投入的比重近10 %，较5年前翻了近一番。2022年，上海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2.2万家，同比增长10 %，科创板上市企业81家，位列全国第二，募集资金数额居全国第一。
上海也需要科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再继续依靠投资驱动、技术模仿，很难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上海必须以科技创新，来激发更大的城市潜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因此，上海四大功能中，科技创新策源，是关键的一条。上海建设的五大中心中，科创中心更是重中之重。
但以往单纯的科技企业引进、科技项目落地、科学设施投入，已经不是这座城市未来发力的重点，作为科创中心和科创策源地，上海不仅要让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集聚，还要创造条件，让这些科创要素在一起化学反应，向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能量，影响全国和全世界。
这样的科创，才是推动中国科技进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二
每次谈起创业，上海和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安丰发一直觉得可惜。当年和他一起从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的100多人里，只有10来个人选择了科研或创业道路，更多人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他也理解，因为创业很难，虽然现在安丰发的企业在新材料领域小有成就，但一路走来，资金、研发、经营，碰到的荆棘可不少。
科创之难，难在风险。
无数次的失败，可能才会孕育一次成功，或者一次也没有。有些人无惧风险放手一搏，但更多的人难免有所顾虑。
要打消这种顾虑，达到科学家敢干、资本敢投、企业敢闯、政府敢支持的理想状态，前提就是要让更多搞科创的人不怕风险。
解决方案说来也简单——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之旅，得到了西班牙女王的资助。19世纪中叶北美高风险的出海捕鲸业务，背后也有各方募集的资金。成功后的获利，大家按比例分配。历史上天然形成的早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模式，让热衷探险的人们发现，风险并不可怕。
这种模式衍生出的VC、PE等风险投资机构，在硅谷帮助无数科创企业开始了未知的探索，就算失败还可以东山再起。以致于硅谷有一句名言：“失败是常事，但要失败得快些。”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然是风险投资机构的重镇。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23年一季度，就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活跃度来看，以城市为单位，上海的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都排名第一，尤其是生物医疗行业投资规模领先。
但这一机制还有很大优化空间。比如，在当前产业竞争激烈、发展步伐加快的情况下，如何引导资本更有耐心陪伴科技一起发展？除了提供资金，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帮助企业整合其它资源？
尤其是，资金风险有人分担后，企业如何不“躺平”，走出舒适区，持续投入创新？达闼机器人在尝试一种“专利合伙人计划”——员工拿到了核心发明专利的授权，公司会根据含金量，奖励数万美元给团队。未来这些专利进行交易、授权、买卖，员工还可以拿到交易金额的10 %。此举效果明显，达闼在短短8年时间里获得了2000多项专利。联合创始人汪兵对此有些自豪：“在达闼，人人都会想创新。甚至我们一个工科出身的财务人员，也成功申请了专利。”
企业需要资金抵御风险，而科学家想要缓解的，是考核的压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曾说：“不去闯无人区，不经历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但闯了无人区，什么也没发现，如何考核？职称晋升，收入评优，都和成果密切相关。难免会有人选择一些容易发论文、出成果的科研项目，或者热衷于在那些能发高影响因子文章的领域进行研究，以出文章作为主要的科研目标，这样风险小得多。
有人曾说，把钱给科学家，其他的不要管。这话虽然略显偏激，但为科研人员适度松绑，提供更加宽松的科研环境，让其自由探索，已经在上海达成共识。
上海正在基础研究优势突出的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探索长期稳定的资助方式，比如以五年作为一个周期，对试点机构进行持续定额支持。同时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允许自由选题、自行组织科研、自主使用经费，在项目遴选、考核评价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营造有利于科学家和团队潜心开展基础研究的环境。
对于政府而言，风险在于支持错了企业，支持错了方向。所以，政府亟需看清看懂从0到10的创新过程，才能在真正发现宝藏时，伸出手去。
三
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但没有发明相关实体技术。这一理论预见后来得到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的实验验证，又被意大利人马可尼应用于通信领域，自此推动了人类通讯的进步，也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他们分别完成了从0到1和从1到10。
从0到1，某种程度上是天马行空的幻想，是设想和论证。从1到10，是要把想法落地实践，加以推广。以往，这是两个领域。但人们逐渐认识到，从0到10，才是一个完整的科技创新过程。
现在，上海要把从0到10的整个链条有机贯通，全力推动全过程创新，这是上海深化科创中心建设、提升创新策源能力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搞科创的人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底层技术和市场前景结合起来，在不同技术领域和不同阶段也要配备针对性的支持政策。
科学家要从0看到10，看见科技未来产业化的可能，才能真正定位卡脖子的问题，精准发力。上海正在实施的探索者计划，就充分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根据产业发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需求清单，重点面向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组织专家委员会听取企业建议、掌握产业需求，凝练形成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清单。
企业家要从10看到0，看到底层的关键技术，才能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也把企业带得更远。海默新宸在研制首套水下多相流量计时，因为一个关键密封垫国产配件不达标，能达标的美国供应商又拒绝报价，决定自行研发这一关键技术，先后试验了几十种不同成分的复合材料、陶瓷材料，最终突破性地研制出某高性能合金材料，对射线计数率吸收性能优于国外材料，成功解决该技术难题，打破了欧美的垄断。
政府既要学会从0看到10，也要学会从10看到0，这样才能鉴别什么是好的技术，什么是好的企业，才能将政府有限的资源和有利的政策，投向最优秀的那一群。也只有如此，才能精准对标国际，判断未来方向，超前把握布局变革性的新技术、新路径，在价值链中引导企业占领高地，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机。聚焦三大产业、六大新兴领域和四大新赛道，正是上海政府部门从0看到10、从10看到0的结果。
四
云轴科技创始人张鑫记得，当年他刚到硅谷工作时，就被那里的氛围感染。他基本上不用操心房子、教育、医疗，注册新公司找个律师就办妥。大家聚在一起关注的只有一件事，创新。
这种心无旁骛的感觉，他很怀念。
让张鑫感到舒服的，其实是硅谷的生态。除了聚集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主力选手外，硅谷还有一批由风险投资家、律师、会计师、猎头等组成的辅助型选手，围绕科创本身开展基础性、专业性服务工作，共同构成了硅谷的科创生态系统。资金问题、管理问题、人才问题、法律问题……初创企业那些令人厌烦的琐事，在这一生态中，都变得简单易行。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与硅谷当然有很多不同，但为科创人才创造更好的生态和环境，吸引更多的科创人才来到这里，简单舒适地工作和生活，这一目标颇为一致。
张江、临港、G60科创走廊……上海开始打造活跃科创生态，寻找自己的“核爆点”，以期让更多人才和企业在一块区域内聚集、对接、联动，碰擦出火花。
比如临港正在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启动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合实验室（WLA Labs），将率先建设由顶科协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教授等3位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三大学术中心。
张江在汇聚更多国内外研发人才，这里如今已有2.3万家企业，很多国内、国际上市公司可能总部不在上海，但都看中这里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把研发总部设在上海。全球芯片设计10强中，有7家在张江设立了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这背后蕴含着大量产业创新机会。
上海更在为本土人才成长厚植沃土。上海重点部署了“扬帆计划”专项，为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提供科技创新的第一桶金。在这基础上，还实施了启明星计划、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浦江计划等人才计划项目，形成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生态好，人才多，人才越多，生态越好。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科创中心应当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和主体，即前沿科学研究、应用技术转化、市场模式经营、政策引导支持。这背后实际依靠四支队伍，即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队伍、具有冒险创业精神的资本投资和企业家队伍、具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劳动者队伍，以及具有法治精神的公务员队伍。
聚焦科创，扎根上海，这四支队伍其实应该都怀揣着同一样东西，那就是梦想。
